尤其可以从文庙从祀制的变革中，发现儒学本身的学术、信仰变化。

学派有学派的常道，学说有学说的常道。在应对日益变化的世界和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中展现儒家智慧，是我们瞻望儒学未来发展所持有的一大愿景。

换言之，这是一种一元主导多元互动的文化格局。1949年以降，中国大陆中小学教材里儒学方面的内容少之又少。（4）与儒学有关的学术研讨会和学术文化交流活动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高。惟有发展愿景，是个人根据发展趋势和主观愿望前瞻未来而形成的一种希望如此的前景。二是2008年9月在孔子故里——曲阜成功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将儒学研究提升到新的层面。

礼义是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秩序的思想基础，是我们今天重塑礼义之邦的国家形象的思想资源。摘要：当今儒学发展至2008年揭开了新篇章，进入了新时代。以孟子所言，人的感性欲望里边最主要的就是饮食男女——以食色为中心的本性的表现。

宋明理学虽然可以分为理论及实践的几个不同派别，而这些不同派别的学者都被称为宋明理学，是由于他们具有一些共同的性质和特点，共同承担并体现了这一时代的民族精神。从政治史上讲，从唐代的藩镇割据到北宋开始的中央集权，其变化也很大。新儒家的兴起后来凝结为理学的状态，一直支配到清代。他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主要就是认为以北宋为典型的政府组织、军队、城市、商业货币，包括新儒家理性化的精神，完全是一种近代式的。

但实际上，宋明理学恰恰是摆脱了中世纪精神的亚近代的文化表现，是配合、适应了中国社会变迁的近世化所产生的文化转向的一个部分。同样，只了解中国的儒学而未了解日韩的儒学，也难以真正认识中国儒学的特质。

北宋的理学当时即称为道学，而南宋时理学的分化，使得道学之称只适用于南宋理学中的一派。他常举的例子是，一个人向别人借钱但是不还，而且还否认向别人借过钱，这是为了满足他的私欲，这样建立在个人私欲基础上的原则，可以成为个人的行为法则，却绝不可能成为整个社会通行的基本的道德法则。虽然中、日、韩等东亚国家在历史上都曾有儒学，有朱子学和阳明学，但各个国家的儒学可能有相当大的差别，各个国家的儒学在该社会所具有的地位也各有不同，需要作细致的比较研究。另一个就是用理性的原则。

理学讲的天理，就是普遍的道德法则，而人欲就是指与道德法则相冲突的那些感性欲望，因此如果用康德的话来讲，天理即理性法则，人欲即感性法则，就是要用天理所代表的理性法则来主导人欲。一、宋明理学的正名 自五四以来，对于理学的批评往往是出于对其核心思想的误解，所以需要为理学正名。《实践理性批判》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原则来决定意志的动机？也就是说，什么样的原则能够作为社会普遍的道德法则来支配我们的行为动机？康德说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用感性的欲望作为这种普遍的做事的基本动机。所以，理学为何称之为理学，理学体系就是要表现理这个概念能贯串在整个体系的各个重要部分。

研究日本儒学和韩国儒学，而未充分了解中国儒学，就不可能了解——相对于中国的儒学——日本、韩国的儒学真正的特点和发展。可是这个叫法显得有点儿长

其实，道学之名虽早出于理学，但道学的范围比理学要相对来得小。至明代，道学的名称就用得更少了。

程颐跟其兄长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说皇天震怒，其实并不是说有一个人格神在天上震怒，而只是在表达理是这样的。心学的主要命题是心即理也，用心来贯串人的内心世界、意识、情感，以使理的统摄力量更加周全。19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逐渐加强了对韩国朱子学和日本德川儒学的研究，但研究成果相当有限。[2]（P132）他把《诗经》《尚书》里面作为最高的具有人格的神性主宰的帝天神概念作了理性化、哲学化的解释，因而对于他而言，天的意义就是理，帝不是一个人格神，而只是表示在这个宇宙里边有一个主宰的力量，神也不是宗教的鬼神，而是宇宙中能够推动事物变化的微妙的力量。这些特点包括： （1）以不同方式为发源于先秦的儒家思想提供了宇宙论、本体论的论证。因为这个体系在韩国和日本传播的过程中，韩国和日本的儒者结合本国本土社会文化实际对这个体系不仅作了吸收，也作了改造，还作出了发展。

《实践理性批判》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原则来决定意志的动机？也就是说，什么样的原则能够作为社会普遍的道德法则来支配我们的行为动机？康德说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用感性的欲望作为这种普遍的做事的基本动机。新儒家的兴起后来凝结为理学的状态，一直支配到清代。

这里的天理其实讲的就是支配人的性情的伦理道德原则，因而天理概念并不是宋明理学的发明。另一方面，儒家伦理必须褒扬那些不食嗟来之食的义士或自愿守节的烈女，但这种崇褒中隐含着一种危险，那就是有可能导致在不断的褒扬中把道德的最高标准当成了道德的最低标准，给一般人造成较大的道德心理负担。

那么具体而言，哪些方面能表达出宋明理学自己体贴的那一面？程颢说：天者理也。这样一个平民化的社会发展的结构相应地引导出文化层面的表现，所以说中唐以后的文化转向——新禅宗、新文学运动、新儒家的出现，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是相适应的。

所以，从两宋时期理学体系的建构中可以看出理的重要性，理学体系的特征就是突出理的这个意义。其中最主要的特点是与魏晋以来的士族社会相比，中唐以后的社会的总体趋势是向着平民化的社会发展。因此，我们今天讲宋明理学，对宋明理学的评价，应该在这样一个比较的视野下来展开。同样，只了解中国的儒学而未了解日韩的儒学，也难以真正认识中国儒学的特质。

大体上，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有理气、心性、格物、致知、主敬、主静、涵养、知行、已发与未发、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等。二程作为理学创始人，在这一点上有其特定贡献，理在这个新时代的新儒学里具有了以前的儒学中从未具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3）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为根本道德原理，以不同方式论证儒家的道德原理具有内在的基础，以存天理、去人欲为道德实践的基本原则。明代最有影响的是王守仁。

近世化或者亚近代的特点，就是开始向近代靠拢，虽然这时工业资本主义和科学体系还没出现，但其文化的体现已经向着近代发展，至少已经具有了那种意义。《大学》三纲领八条目里的致知在格物，显示出最后的基础就落在格物上，那么怎么理解格物？程颐同样作出了一个对理学体系的重要贡献，就是把格物解释为穷理。

因此，从唐代文化到宋代文化，二者之间的关联是一个非常令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后来，朱熹全面继承和发展了二程在这三个方面的思想，进一步作了哲学上的提升和体系化的论证。所以，他们一直是建立在误解误读的基础上来实现对宋明理学的批判的。汉学从清乾嘉时代开始出现，后来发展成为清中期以后学术的主流。

至于现代社会的问题，我只想指出一点，在任何社会，被社会肯定为正面原则的伦理价值体系中，理总是相对于欲具有优先性，而鼓吹感性法则的主张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传统。因此，为宋明理学正名，从本体论、人性论、认识论三个维度阐释理学之理的意涵，并强调理学思想体系历史定位的重要意义就显得尤为迫切。

在这种崇褒中，不仅会有丧失理性的平衡的危险，还有可能在相对承担义务的准则体系中使统治的一方利用这种现象把原本正常的道德规范变成一种片面强调对方义务的压迫手段，而这才可以被上纲为以理杀人，决不能泛泛地把讲理的思想家当成以理杀人的凶手。存天理，去人欲中的人欲并不是泛指人的一切自然生理欲望，而是特指与这个社会通行的道德法则相冲突的人的感性欲望。

宋明理学中理的概念贯串在宇宙论、人性论、知识论、人心论中，所以这种叫法确实体现了这个理论体系的特征。关于这个问题，他的主导思想还是很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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