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作为一种活宪法的因子，可以让三权分立的宪制在实际运转中产生两种基本形态：当总统所在的政党同时是国会的多数党时，那么就构成了所谓的统一政府，其运作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英国的议会制。

二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三人著作各有指摘，瑕疵颇多。见韦庆远《清末宪政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247页。

既提出对二人从祀的担心，但同时又声明他们的著作不过本于《孟子》与《春秋》这样的经典，覆奏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6]赵启霖是张之洞保存国粹主张的坚定追随者，宣统元年他被任命为四川提学使，主持创办了四川存古学堂[7]，他提出的从祀理由以保存本国固有学问为主是很自然的。以及自己的态度：吾独不谓然，反复再补牍。黄宗羲虽然出于阳明之学，但是晚年深造有得，颇悟良知之非，谨守慎独之义，所著《孟子师说》并不全用阳明的说法，而称朱子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可见其倾向。（17）陆军部主事吴以成。

这是顾、黄、王历次被请祀及驳回的梗概。不惟如此，覆奏特别指出三儒著述已经广为流传，朝臣所作说帖又大都主张予以从祀，显见公论所在。本文将从比较研究的视角，通过对我国行政行为概念与国外行政处分概念的比较分析，运用立法技术原理分析行政行为概念的合理构造，尝试寻找统一行政诉讼对象概念的路径。

从上述法律文本中可以看出，行政诉讼以行政处分的撤销诉讼为中心，明确了行政处分的定位，同时，行政处分概念包含狭义上的行政处分和其他相当于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在内的广义上的行政处分。因此，除单方行为的表述外，狭义型行政行为概念说基本上采纳了《若干意见》对具体行政行为作出的定义，又可称为司法解释说或者修正的司法解释说。[11][日]芝池義一：《行政法読本》，有斐阁2009年版，第95页。[23]前引[18]，章志远书，第8、 9、 10页。

[12]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行政处分概念的缺陷源自前述的行政行为论所存在的超负荷性缺陷。单方性意味着法的效果的最终决定并不依赖于行政相对人的同意。

尽管学界为了区分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提出了有益的判断标准，但问题在于，作为前提条件的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划分是否合理。二是建立形式性行政行为概念。从发达国家行政诉讼立法现状来看，呈现出以撤销诉讼为中心的行政诉讼类型化，行政处分（行政行为）是确定撤销诉讼对象的惟一概念。日本通说和判例均采用了田中二郎博士界定并被称为最狭义说的行政行为概念，即行政行为是指行政厅依法行使公权力，就具体事实对人民实施法律规制的行为。

应当注意的是，即使行政合同的缔结不属于行政行为，但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单方废止或变更行政合同的行为应视为行政行为。正因为行政行为概念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近年来，日本主流观点主张在学术上放弃以公法和私法二元论为基础的行政行为概念，2004年出版的行政法必读书之一的《行政法的争点》一书，以行政处分概念取代了行政行为概念，[9]行政行为概念在日本行政诉讼制度上几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27]杨建顺：《关于行政行为理论与问题的研究》，《行政法学研究》1995年第3期，第9页。按照日本学者芝池義一教授的定义，行政处分是指行政机关行使公权力对外实施的具体的法行为。

[5][韩]慎保晟：《机能》，《考试研究》1994年第4卷，第123页。[8][日]室井力：《形式的行政処分について》，雄川一郎編：田中二郎先生古稀记念《公法の理論下I》，有斐阁1976年版，第1727页。

例如，日本于1962年制定的《行政案件诉讼法》（经2004年修订）第3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撤销处分诉讼，是指请求撤销行政厅及其他相当于行使公权力行为的诉讼。摘要: 在深受大陆法系行政行为理论影响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法律上创设以行政行为为基础的行政处分概念，并使之完善的过程中，立法技术的运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行政处分概念便成为具有实践性和技术性特色的实效性概念。

在逻辑上，这是典型的子项相容错误。现代社会的迅速发展、社会事务的繁多与社会关系的复杂，必然导致社会纠纷的多样化与复杂化，与其相伴而来的诉讼手段的类型化与精密化也已成为不同法系的共性规律。将其他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包含在行政行为概念之中，既克服行政行为概念的宽泛性又克服它的狭窄性。[6]但是，行政行为概念中所包含的实体和程序方面的内容，使行政行为概念过分负荷，或者由于行政行为的法律要件是逻辑性的静态概念，而行政处分是作为行政手段的动态概念，两者混在一起，无法统一。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来看，狭义型行政行为概念说强调行政行为的针对具体事项或事实、对外产生法律效果、不包括行政合同行为等要素，由此推定，该说的行政行为概念在行政诉讼制度中的地位和功能与行政处分概念基本相似，更为真实地体现行政行为固有的特征。[28]参见于安、江必新、郑淑娜编著：《行政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105页。

不仅包括刚性行为，而且包括柔性行为。因此，相比之下，该概念更具逻辑性和严密性。

[14]余军：《行政处分概念与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的比较分析》，浙江大学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编：《公法研究》（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9页。狭义型行政行为概念说秉承严格主义的立场，凸显行政行为概念的固有特征。

[22]目前在我国，广义型行政行为概念说是通说，但通说赖以存在的前提，即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划分却具有重大缺陷。按照广义型行政行为概念说的理解，行政行为不仅包括法律行为，而且包括事实行为。

行政处分行政行为概念无论是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我国的行政法理论体系当中，都占据着最基础和最核心的地位。[17]参见前引[15]，许崇德、皮纯协书，第176页。[26]因此，对于行政行为中的抽象部分，完全可以从行政作用的角度入手，独立于行政行为的概念，以行政立法或授权立法或委任立法的形式展开研究。将具体行政行为仅视为行政主体行使职权所作的行为，忽视了行政主体履行职责所作的行为和未履行职责的不作为行为也是具体行政行为。

1826年，德国学者从法国引进这一概念后，几经改进和变迁，至1895年，奥特·迈耶（Otto Mayer）在其《德国行政法》一书中，将行政行为（Vewaltungsakt）界定为行政机关针对特定主体的权力所作的具体的权威性意思表示。广义说主张行政行为概念包含行政契约或行政合同，其目的在于把此类行为作为行政诉讼对象，并且与民事契约区别对待。

行政权的公权力性的内容可以用单方性来表述。由此，行政行为与立法行为、司法行为相区别。

[3]尽管上述国家和地区在行政行为概念的定位上存在差异，但无论是采用最狭义说为通说的日本和韩国，还是以广义说为通说的我国台湾地区，都没有将行政行为作为法律上的概念，而是在法律上采用了行政处分概念。因此，遭到了来自狭义型行政行为概念说的功能的迷失、概念的空洞和体系的紊乱的反驳与批判。

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除行政处分之外，还将其他相当于行使公权力的行为作为撤销诉讼的对象，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第一，从根本上讲，因为行政处分概念无法包容公权力性事实行为，而权力性事实行为又必须纳入到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因此，在其他相当于行使公权力的行为中包含权力性事实行为。[7]也就是说，行政行为概念中，既包含作为实体法内容的命令、许可、认可，行政行为的付款、撤回等概念，又包含作为争讼法内容的公定力等概念，很难将两者分离并统一在行政行为的概念上。[24]由此，不可回避的是必须澄清抽象行政行为、行政合同、事实行为等行为与行政行为概念的关系。行政处分的功能性，是指它并非是一个纯粹学理上的概念，而是一个为适应行政诉讼实践的需要而设置的功能创设性概念，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行政处分是提起行政诉讼的前提要件。

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和地区将其他相当于行使公权力的行为纳人行政处分之中，扩展了行政处分概念其外延，从而扩大了对国民权益的救济范围。事实上，判例已经将在概念上并不属于行政处分而以强制力为后盾的行政指导等事实行为作为撤销诉讼的对象。

[1]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引入了德国的Vewal-tungsakt，将其译为行政行为。[19]广义型行政行为概念说坚持宽泛主义的立场，进一步扩展行政行为概念的外延，以显示其概念的包容性。

[30]然而，在我国，从行政诉讼判决的形式推导出行政诉讼类型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不科学的倒果为因的做法。[25]其次，在实践中，一方面由于两者划分标准的模糊性，导致大量应该受理的行政案件被置于法院之外，使得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司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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