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它是行政强制的论证行为。

1982年修改的《宪法》第10条第1款首次明确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国务院1998年制定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引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维持着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政府垄断机制，因而出现了经济体制的"双轨制"现象。"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这是因为1982年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极"左"思想的影响依然巨大，不少人片面地认为公有制程度越高越好。  四、结束语 由于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制本身的历史缺陷、土地市场制度不公平以及《宪法》上规定的法治原则没有得到实施，中国式的农村征地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级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共同追求土地收益最大化和剥夺农民的过程。该法第24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方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刘守英指出："中国实行的是城乡分治、政府垄断城市土地一级市场的土地制度。而被征收土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后，仅土地租金就会比征收补偿费高出数倍甚至数十倍。另外一个较为棘手的挑战在于中国缺乏有效解释宪法的机制。

而在宪法层面，宪法规范的制定与发展过程是政治意志的表达，在这里法律作为表述政治意志的规范基础则超越了国家机构的领域。中国的宪政主义赋予政治政策教育两个重要的具体义务，强世功关注了其中之一，即国家有责任构建公民教育，积极培养民众的公民素养。至于远离社会精英阶层的社会平民更将视他们为不知人间疾苦、高高在上的神灵（Jiang,2003：5-6）。公民伦理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加强公民自身的责任感，也就是说作为公民其有义务熟悉国家的基本政治秩序，了解自身的根本责任。

在中国制度下，律师所应涉及的法律与领导人所考虑的法律是不同的。由此而言，强世功认为研究法律不能只看法律的正规形式，因为现实中形式往往是与实际运作有极大出入的。

比起国家机关，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政治权威与人民路线有着独特的联系。在西方古代社会，不同的法律职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强世功有关参与性教育的提议是正确的，不过在公民教育这方面我们需要注意中国宪政独特的双重性质。每个民族都深信，他们自己的习俗比其他民族的习俗要好得多。

由此而言，法律教育关系到律师是否能够在特定制度下起到积极的作用。[22] 在对中国宪政的研究上，我与强世功有着相同的结论但是采用了不同的手段——他的手段是攫取历史相对主义的文本而提炼成一种哲学。在这里，关门主义倾向是不能容许的。强世功明确地批评了将中国的法律人群体混淆了法律中所包含的不同功能，以致不同职责的法律人不能各尽其责、各守其位。

在某种程度上，强世功对宪法功能的看法低估了宪法树立个人权益的功能。对于中国而言，人民民主专政的一项核心目标就是共产党通过政治教育加强党与民众之间的紧密联系。

学术界在如何保证党组织忠于包括党章在内的宪法原则这一问题上仍存在不少争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共产党在这一方面仍然需要进一步制度化。权力并非集合为国家的总体而是以去中心化的形式渗透到每一条世俗化社会纤维之中。

而宪法这一概念也遵循了国家体系的历史演变，并陷入了两个涉及法律与政治层面上的争论。[23]在实践中，党员资格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包括企业家。最后，在这样的态度下，我们必须更深层次地了解宪法的实质性元素——参照鲁道夫·冯·耶林的著作，强世功认为权力的斗争不仅仅是公民间的权利争夺，同时也是公民伦理的表达方式，即公民为自己与他人背负责任的伦理（Jiang,2006：10）。明克胜认为官方正在试图扭转方向，将时针向后拨（Minzner,2013）。在这些宪法共性之下，中国宪政唯一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中国是一党制国家，而对于很多宪法学者而言，中国宪政这一独特之处也是最难以接受的。这样的机构可以类似于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其成员应当由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来组成，并设计成为解释宪法的最高权威机构。

毛泽东，1991，《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但是在目前中国宪政所面临的合法性舆论攻击下，宪政的有效实施是相当困难的。

[17]马克思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解开身上的枷锁。参考尼采对道德谱系的论述，强世功认为有关人类美德、忠诚、魄力以及荣誉等经典主人道德（mater morality）则被视为非理性元素而被受利己主义驱使的愤世嫉俗与恐惧所取代。

社会监督与批评机制同样也适用于那些直接在行政机关工作的官员，因为他们承担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府机构的行政责任。关键词:  党国体制;一党宪政国;党和国家的分权形式主义;宪政主义   一、问题的提出 宪有显示之义，所谓宪法，本为自我参照之工具。

当然，在宪政合法性边界这一议题之外，还有围绕着宪政实施（constitutional implementation）所进行的更加庞杂的论述。然而，同中求同则易，异中求同则难，政权合法性问题的棘手之处就是在截然不同的政体之间寻找一个用来分析政权合法性的公认标准（Backer， 2008c），例如用西方的标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1世纪初期的宪政基本构架合法性问题进行分析（Peerenboom,2002）。将律师职业组织为一种管理性职业就意味着政治工作不再属于律师处理的范畴。事实上，文明本身即源于教育，一个国家的政治价值观终究取决于教育和文明的塑造。

也许中国的法律教育既不应该完全司法化，也不能彻底政治化，而是根据法律的双重性质区分不同类型的法律教育——应当使律师通过法学院获得法律职业教育，党员干部通过党校来获得系统的政治决策教育。在中国的制度下——主权权力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权力的化身——行政与政治被区分开，而法律的运作也反映了这种分权模式。

众所周知，共产主义是来自欧洲的政治哲学，共产党也是源自近代欧洲的工人运动，如果我们只看历史与传统，那么共产党对于中国而言显然是现代的舶来之物。事实上，美国民众当前享有的公民权益保护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美国20世纪的民权运动，而非美国宪法的直接产物。

从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到21世纪新的全球化制度之崛起之间，旧制度被逐个推翻，国家体系经历了革命性的转变，现代国家体系又在21世纪受到全球化的冲击。[11]强世功还分析了德勒兹关于配置（dispositif）的见解，即将整体社会机器制度化，并将纪律性机制与权力—知识体系联系起来，使其在内部为机构（例如国家）、外部为社会关系提供连贯性与一致性。

Mark Tushnet， Taking the Constitution Away from the Courts， 1999。面对专业化法律教育的兴起，强世功指出法律界人士正在不断地聚集起来，形成一个独特的共同体——法律共同体。同见希罗多德《历史》第3卷，希罗多德在其与波斯人辩论如何建立适当的政府组织以实现民主时提及这一古老政治理念。我和强世功一样，都对中国宪政合法性问题发表过一些看法（Backer,2012b），但是要想在这方面进行建设性的讨论就必须超越最基本的合法性问题，并转向实质性问题的讨论，即如何从理论走向实践，弥补宪政模式中形式与现实的差距，科学发展并有效运用宪政。

在中国宪法的权力安排下，共产党只是间接地管理国家行政事务。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中国正在走向一个国家与党动态结合的宪政体系，其中共产党与政府机构分权治理国家。《立法者的法理学》，北京：三联书店 2007年版。

另一方面公民伦理也加强了主权与民众之间的联系。自由主义宪政派将狡诈、愤世嫉俗的伪善（奴隶道德［slave morality］）装扮为权利，并由此将传统的责任为重的政治理念转变为当下权利为重的政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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